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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?!郭董竟然鞠躬道歉!看懂郭台铭与鸿海不再大幅成长的真正原因



就在今天,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因为2016年全年集团营收衰退2.81%,在尾牙上鞠躬道歉。

这是强人如郭董,确实难以接受的成绩单。毕竟过去鸿海都是两成,甚至三成的成长速度!公司上市已来首见衰退数字,郭台铭真的很难对股东交代。

回顾2010年,鸿海两位数员工跳楼事件爆发后,香港《经济日报》以“富士康困境,中国发展困境”为题发表评论。政治大学商学院教授周行一说:“富士康的困境,也是台湾的困境”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专栏作家David Pilling也说:“中国繁华梦,跳出黑暗面”。

安邦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员贺军也发表专文指出,富士康的“连跳”终结低薪代工的时代。他认为富士康问题已不再是一个企业的个案,而是一个严重的公共事件。

贺军指出,“在一个文明国家,任何一家有头有脸的企业,如果连续出现类似事件,都会受到严重警告和对待。”他认为富士康事件与山西煤矿安全事件,在本质上并无二致。

除了这些之外,西方各大媒体也广泛报导跳楼事件,像是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就刊登了一篇题为“富士康悲剧背后的悲剧”的评论文章,认为将矛头完全指向富士康是草率和无力的。

富士康员工的跳楼悲剧,只是中国上一阶段依靠外资、廉价劳动力和加工贸易出口,此一经济模式的悲剧缩影。这是中国透过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的途径,但是带来的后果是对劳动力权利和保障的漠视,把劳动力物化为机器,和企业追求效率的工具。
 

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评论认为:“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抛弃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,如果企业家没有一定的自觉,富士康悲剧就不会仅仅止于富士康。”
史丹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柯林斯(Jim Collins)在《How the Mighty Fall》一书中发现,当企业面临衰退时,许多领导人会自我安慰“暂时的”“周期性的”“并没有那么糟糕”“我们没犯什么根本性错误”……。柯林斯直指,经理人都骗自己说:不做不错,多做多错!

麦肯锡顾问公司指出,在逆境中领导人会碰到“剩余不确定性”(Residual Uncertainty),指的是针对问题进行最详尽分析后,仍残余的不确定性。那通常不是你不知道的事,而是你无法知道的事。

根据麦肯锡的分析,剩余不确定性升级时,会让人感觉走在混沌未明之中,而失去决策的能力。

如果用景气逆境、剩余不确定性、决策成功率三个指标来分析郭台铭,可以发现他真的是一位世界一流的企业家。因为他从来不畏恶劣景气,勇于跨越未知困境,并且执行决策非常迅速。




的确,郭台铭总是做出又快又对的决策,错误决策非常之少,如果用比率来形容,几乎可说不到十分之一,这造就了鸿海快速崛起。

郭台铭常说:阿里山神木成其大,四千年前种子掉到土里就决定了!但他未来还能为鸿海再做多少对的决策?扶植这棵神木继续攀天?

一百个?一千个?一万个?可以肯定的是,老而弥坚的郭台铭,还可以再牵着鸿海再走十年,但只要少数几个决策失败,鸿海是不是就很容易陷入危机当中?
美国兰德管理顾问公司研究发现,世界上每100家破产倒闭的大企业中,85%是因为管理者的决策不慎造成的。

“如何持续确保做对决策,已成为决定生死的关键!”美国管理学者Charles Fine发现,现在是一个“短暂优势”的年代,没有谁能一枝独秀不被淘汰。
 


鸿海会不会成也郭台铭?败也郭台铭?一直想着成功荣景的他,会不会成了管理教科书上的“一代拳王”?

郭台铭总是跟老臣说,绝对不能以目前的成就沾沾自喜,否则就像无知的公鸡。如同宋太祖“杯酒释兵权”,打天下是一批人,治天下该是另一批人,如果老将不懂得虚心请益,习惯沿用过去的成功方程式,就难以超越现有格局,最终因环境变化而失败。

但确实,郭台铭忽略了很多现实的变化。

“世界工厂”不再与中国划上等号,“人口红利”不再由中国自顾独享。无庸置疑,郭台铭是全世界高科技外企,“力用中国”最成功的。“他很幸运,过去20年就用这一模式。”宏碁创办人、智融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曾经如此评论郭台铭。
施振荣强调,以台湾高科技的企业发展史来看,最多十年时间,就要面对转型的阵痛。

的确,过去的成功经验,不代表转型一定会顺利。如果方向不对,导致产品、服务走上歪路,公司倒闭关门的所在多有。


“未来十年内,你的组织将被迫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改变!不是调适成功,就是败下阵来,不是组织革新,就是经历痛苦的组织再造。”这是英国管理大师、伦敦商学院(London Business School)教授哈默尔(Gary Hamel),在《管理大未来》一书中提出的观点。

哈默尔发现,在全世界各地,愈来愈多的企业组织,正进行一场茶壶内的管理革命。他强调,类似Google这些网络公司的创新管理法则,对于全世界的管理者来说,都是很有启发性的。组织是否一定要这样设计?组织内外永不止息的变化,是否让高位的管理者疲于奔命?要能够解答这些问题,确实不容易。

郭台铭自己也观察到,“下个50年将是网络经济时代。在我来看,网络的发明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来临,正创造许多新商业模式。”但他在网络经济的多起大手笔投资,也与阿里巴巴及软件银行深度合作,但真正能成功的网络与云端案子有多少?旗下投资的和沛科技颠簸的发展状况,可以窥见。

真的不能再一招半式打天下了!郭台铭习惯的军事化工厂管理、大规模流水线、不问生死的执行力,显然已经走到了瓶颈。
 

过去三十年,台湾利用中国廉价劳力,创造了全球代工业传奇,但是也因为将廉价劳力发挥到极致,而一再失去了转型的机会。如今,代工业者已经被逼到墙角,淘汰的力量也愈来愈大,因为“cost down”已到了极限。

尤其是以鸿海为首的台湾代工企业受尽了所有风险,但是最大利润却是外国的大品牌。苹果公司毛利率40%,鸿海却只有个位数,iPhone 7售价699美元,组装赚不到12美元,就算靠著零组件合并采购多赚些利润,但不能否认的是,富士康终归只是赚辛苦钱、小钱,苹果赚的才是大钱。

另外,对鸿海来说,这座孤立的紫禁城,也不能够再与世隔绝。一般来说,企业与社会,是两个彼此提供养分的群体。企业常常会抱怨社会压力、政府管得太多、税收得太重,社会或政府人士则会埋怨企业对社会不够关注、不重视社会责任、回馈得不够多。

但是,这样在言语上的彼此倾轧彼此,通常只会发生在小格局企业。事业规模做到像鸿海这么大,则企业与社会的共生共利关系,就非常显著。彼此已经很难再有你、我的区分,更不能够将对方视为对立体。

在两位数员工跳楼事件发生后,郭台铭曾经说他对台湾“感到痛心”,就是在对“台湾社会”发表负面言论,但他没想到鸿海自己也是台湾社会的一分子。因为鸿海虽然是不折不扣的跨国公司,但总部设在台湾、在台湾挂牌上市、经营团队都是台湾人。

郭台铭如此国际一流的企业家,他应有什么的高度,相信大家都看得到。

我们也相信郭台铭未来一定办得到。 
本文图片皆为财讯杂志授权 作者/Knowing 杨方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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